张闽光福建省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指出：“脾喜刚燥，胃喜柔润”，认为在温病治疗中，“存津液为第一要著”，即宜甘寒滋脾胃阴、保津液，因此创立了甘凉濡润、酸甘养胃、清养悦胃、甘缓益胃法，形成了胃阴学说。 1、甘凉濡润法：适宜于胃热阴伤证，治宜甘凉濡润，以济阴伤。叶氏指出胃阴伤的病 因有五志化火；素体木火偏亢；温热燥邪侵入；或失治误治重伤胃阴，此时，刚燥升散之风药忌用，当用甘寒和微辛之品，如北沙参、石斛、生地黄、藕汁、鲜莲肉、麦冬汁， 强调轻灵濡润，如果热邪燥邪未退，胃气阴两伤者，又酌加益气养阴之品，如西洋参、知母、甘草、白粳米，或遵循酸甘化阴之训加乌梅、木瓜，使胃阴得复。叶氏以仲景麦门冬汤为基础方，以麦冬之甘凉益胃，人参益气和中，肺胃双补，半夏和胃降逆，以顺其性。 2、酸甘养胃法：适宜于肝阴虚耗，肝用太过，化热犯胃，胃阴受损之证。对温病后期， 胃阴被耗，津液虚少，不能濡润胃腑而致胃的受纳、腐熟失常，胃气通降不利，出现胃阴虚也切中病机治宜酸甘济阴法，将酸味之药与甘凉养阴之药配合使用，以化阴生津，调养肝胃， 因酸能制肝，有敛阴生津之效；甘能益胃，奏肝守津还之功，酸甘相合，能化生津液，多用石斛、沙参、玉竹、山药、百合、扁豆、莲肉、谷芽、酸梅、甘草等组方。 3、清养悦胃法：湿温病后期及湿邪久稽，津液受伤，伤及胃阴，胃气不醒之证。用甘 平清润与微辛芬芳薄味之品，如扁豆衣、佩兰、陈皮、石斛、大麦 仁、荷叶、香豉、陈半夏、北沙参、粳米、人参等，薄味可清养胃阴，芳香则醒脾悦胃化湿，如果脘腹胀痛而胃中 兼有烧灼感，舌质偏红此证往往由阴虚郁热所致，宜加白芍、木瓜、生山楂健脾养阴之效。 4、甘缓益胃法明：缪仲淳《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指出：“胃气弱则不能纳，脾阴亏则 不能消。”药常以石斛、木瓜、牛膝、白芍药、酸枣仁酸甘柔润为主，佐以枸杞、生地黄等甘寒益阴之药，恐众药甘寒滋腻， 酌加陈皮、木香、藿香等芳香理气醒脾之品，如此，则无滋腻壅滞碍胃之虞而收益胃阴、回胃津之功。适用于适宜于久病劳损或失血之后，胃气阴俱损之证。  

  化湿法是用芳香化湿、苦温燥湿和淡渗利湿的药物祛除湿浊的一种方法。它具有芳香化湿，宣通气机，调理脾胃，通调水道和化湿泄浊等作用。临床上针对温病中的湿热类疾病，尤其是湿温病治疗，由于湿邪留滞的部位有上、中、下三焦之分，具体选用哪类药物，要根据湿邪所在的不同部位来决定，所以化湿法按其作用可分以下几种。 一、芳香化湿：其作用在于芳化湿邪、宣透气机、透化湿邪，适用于邪在上焦，湿重于热的证候。如湿温病初起症见恶寒少汗，身热不扬，午后热甚，身重，肢倦，头重如裹，表情淡漠，面色淡黄，四肢发凉，胸闷脘痞，纳呆不饥，甚或呕恶，大便溏滞不爽，小便不利．舌苔白腻，脉濡缓。代表方剂如藿朴夏苓汤、三仁汤。 二、理气化湿：辛开苦降的药物宣开气机，理气化湿，适用于湿邪 阻滞中焦湿重于热的证候。如湿温症见：身热不扬，脘痞腹胀，恶心呕吐，口不渴，或口干不欲饮，或喜热饮，大便溏滞不爽，小便混浊，舌苔白腻，脉濡缓。代表方剂如雷氏芳香化浊法。常用药物有陈皮、苍术、厚朴、草豆蔻、蔻仁、草果、枳实、大腹皮、槟榔等。 三、清热燥湿：常用苦寒燥湿之药以燥湿泄热，多适用于湿温病湿邪逐渐化热、湿热留滞气分的病证。症见高热日久不退，口渴不欲多饮，心中烦闷，胸脘痞阿，小便短赤，大便溏泄，色黄味臭，舌苔黄腻，脉濡数。治以开郁燥湿泄热，代表方剂如王氏连朴饮或黄芩、黄连、黄柏、栀子等药物。 四、淡渗利湿法  淡渗利湿法，是用淡渗利湿的药物渗利湿邪，使湿热之邪从小便而出，适用湿温病湿邪留滞于下焦湿重于热的证候。临床表现是：身热不扬，热蒸头胀，身重疼痛，恶心呕吐，小便不利，渴不欲饮或不渴，舌苔白腻，脉濡。常用药物有苡仁、滑石、芦根、猪苓、泽泻、通草等。 上述化湿四法虽各有一定的适应证，但在具体运用时每多相互配合，如湿在上、中两焦者芳香化湿应配合理气化湿，以祛除上、中两焦之湿邪；湿在中下两焦者，理气化湿又要配合淡渗利湿，以祛除中下两焦之湿；湿邪留滞三焦者，则芳香化湿、理气化湿、淡渗利湿三者应联用，以祛除三焦之湿邪；湿邪逐渐化热，有湿有热，湿热相兼者，则就配合清热燥湿。其次，化湿法的运用要依病情分清湿重于热、湿热并重、热重于湿这三种证候类型，湿重者要用辛温、苦温，湿热并重者要辛温、苦温与苦寒并用，热重者应以清泄热邪岁主，温药应慎用。再者，化湿法只适用于湿热类疾病，若湿已尽化，或温热病不夹有湿邪者应当禁用，否则不仅易助热耗津，贻误病情，甚者招致它变；若湿已化燥或阴虚体质者使用祛湿法应谨慎，要防其损伤阴液。  

丹溪提出：“百病多有兼痰”的著名理论，其治疗胃病多从痰论治，在《丹溪心法》所讨论胃的病证中几乎每一个都存在痰邪致病的因素，充分体现了其痰病观的学术思想特点。如《丹溪心法呕吐》篇中载：“胃中有热，膈上有痰者，二陈汤加炒山栀、黄连、生姜。”“……有痰膈中焦食不得下者……有胃中有火与痰而呕者。”如《嘈杂》篇中载：“嘈杂，是痰因火动，治痰为先。姜炒黄连，入痰药，用炒山栀子、黄芩为君，南星、半夏、陈皮为佐，热多加青黛。”如《伤食》篇中载：“伤食，恶食者，胸中有物，宜导痰补脾，用二陈汤加白术、山楂、川芎、苍术服之。”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痰在这些胃病中无疑是一重要因素，亦可见丹溪在胃病的辨治中是十分重视痰这一病理产物和致病因素的。 一辨治胃病  重视痰邪 丹溪辨治胃病虽然重视痰邪致病，但是他并非只执一端。而是严格遵循辨证论治的原则，辨证准确而全面。其治疗胃病采用的治法有温、吐、补、清、消等多种方法。如在《呕吐》篇中采用理中加丁香汤以温胃散寒，降逆止呃治疗中脘停寒所导致的呕吐，为温法的应用；在《咳逆》篇中，丹溪即根据辨证采用了补、吐、清等多种治法，“咳逆有痰，气虚、阴火。视其有余不足治之……不足者，人参白术汤下大补丸；有余并有痰者吐之，人参芦之类。痰碍气而咳逆，用蜜水吐，此乃燥痰不出。痰者，陈皮、半夏；气虚，人参、白术；阴火，黄连、黄柏、滑石……” 《翻胃》篇中有：“血虚者，四物为主；气虚者，四君子为主；热以解毒为主；痰以二陈为主。”充分体现了丹溪严格辨证论治的思想和治法的灵活多样。 二、治痰顺气为先 在痰证论治中，丹溪反复强调：“顺气为先”，“百病皆生于气”。《丹溪心法》指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指出了理气机而化痰的重要意义。其常用理气药有香附、青皮、陈皮、枳实等。丹溪认为调理气机，是治病的基本方法。调气之法，丹溪主张分清寒热虚实。气虚者多用四君子汤之属，或以其随证加减。气滞者每用枳壳、青皮、木香、乌药、紫苏梗之属，虚实兼夹者当行补兼施。如呕吐、翻胃、咳逆等属痰者，均以顺气为先，用二陈汤加减治疗。 三、妙用反佐法 丹溪辨治胃病还巧妙应用反佐法。在《吞酸》篇中曰：“吞酸者，湿热郁积于肝而出，伏于肺胃之间，必用粝食蔬菜自养。宜用炒吴茱萸顺其性而折之，此反佐之法也。”对于吞酸湿热郁积的病机，若纯用寒凉之药治疗，则有邪热拒药之弊。而配用温性的炒吴茱萸一药，则可避免邪热拒药，而起到相反相成，引寒药入热邪之内以清之的作用。 四、重视顾护胃气 脾胃为后天之本，历代医家均十分强调胃气的重要性，所谓“存得一分胃气，便存得一分生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丹溪心法》大多病证的治疗中，均体现了朱丹溪重视保护胃气的思想。如“痰篇”曰：“小胃丹治膈上痰热，风痰湿痰，肩膊诸痛，能损胃气，食积痰实者用之，不宜多。”无疑任何一种胃病均存在着或轻或重的胃气损伤，所以在胃病的治疗中更须注意惜护胃气。朱丹溪辨治胃病尤其重视保护胃气，这主要体现在他在药物治疗的同时精心进行饮食调养。如治疗翻胃，朱丹溪指出：“切不可用香燥之药，若服之必死，宜薄滋味。”  

《伤寒论》曰：“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后世医家将此条看作阳明病提纲，并认为“胃家实”是阳明经证和阳明腑证病理的总概括。 “胃家”是胃肠的总称，《灵枢本输》云：“大肠小肠皆 属于胃，是足阳明也。”这原本是说经脉的相互联系关系的，后世医家则据此说明，“胃家”包括足阳明胃、手阳明大肠及手太阳小肠在内，泛指胃肠系统，关于这个问题，从《伤寒论》中找到证据，如：“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 ，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众所周知，燥屎只能结聚在大肠，故此处所说的“胃”显然包括大肠在内。 《素问通评虚实论》曰：“邪气盛则实”，“实”是指病证的性质，仍邪气盛之意。为什么阳明病多表现为实证呢？生理上，足阳明胃腑与脾同居中州，脾胃以膜相连，经脉相互络属，相为表里 。胃主受纳、腐熟水谷，其气以降为顺，喜润而恶燥；脾主运化、传输精微，其气以升为健，喜燥而恶湿，脾胃纳化相因，升降相依，燥湿相济，合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因此，阳明为多气多血之腑，具有腐熟水谷，化生荣卫，传送糟粕和排泄粪便的功能。病因上，阳明病的成因包括：阳明本经受邪，邪气入里化热；或太阳病失治、误治，邪传阳明；或少阳病误治，邪传阳明； 或太阴病腐秽不去，日久从阳明燥化 而出现大便硬，于是邪气外出阳明而成阳明病。胃胃肠属腑、属阳，病邪内传阳明 ，多从热化、燥化，所以阳明病是代表外感热性病发展过程中病邪化热化燥，传变入里所表现的胃肠邪热炽盛的一个证候类型，其性质属里、热、实证。 阳明病的“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为无形的燥热，二为有形的实邪积滞。阳明病依据不同病理机制，可分为经证和腑证两大类型，所谓经证是胃中无形的燥热弥漫在经，表里俱热，劫伤津液，而肠中并无燥屎阻结的证候，其病理特点为有热无积，无形的实热证。临床以身大热、大汗出、口大渴、脉洪大为特征，属阳明白虎汤证。腑证是邪热在里与肠中宿食糟粕相结，津液被耗，形成有形的实邪壅滞大肠，燥屎内结的证候，其病理特点为有热有积，有形的实热证。临床以潮热、谵语、腹满疼痛拒按、不大便、脉沉实或滑数为特征，属阳明病承气汤证，二者均可理解为胃肠燥热实证。另外阳明实证还包括阳明燥热约束脾阴，使其不能为胃行其津液，津液不能还入胃肠，而致大便秘结，小便频数的“脾约证”；还有津伤便结，而见大便难。 综上所述，正如《伤寒论本旨》所说：“胃家者，统阳明经腑而言也。实者，受邪之谓。”故“胃家实”当为阳明病提纲。  

  和解法属于治疗八法中的“和法”，是具有和解少阳，疏泄郁热，透达膜原的作用，适用于温病邪热既不在表、又不在里的一些病证。如邪郁少阳，湿邪留滞三焦，邪伏膜原等证均宜采取本法透解邪热、宣畅气机，以达外解里和的目的。由于温病有温热病与湿热病之分，病变部位有在手、足少阳与募原之别所以和解法的具体运用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一、和解少阳法：是用宣透表邪与清泄里热的药物来和解、清泄少阳半表半里之郁热，主治湿温病邪热郁于胆腑，症见：寒热往来，热重寒轻，或但热不寒，口苦而渴，泛泛欲恶，温 温欲吐，心烦，小便短赤，胸胁不舒或胁痛，舌红苔黄，脉弦数。其病机为少阳枢机不利，热邪郁于里而不能发越于外，因而治疗上既要清少阳之热，又要疏通气机，透邪外出。代表方剂如蒿芩清胆汤加豆豉、元参。 二、分消走泄法：是针对湿热病而设，具有宣展气机，化湿利湿的作用，是用祛湿与行气的药物，因势利导，以分消弥漫于三焦的湿邪，主治湿温病邪在气分，湿热流连三焦，阻碍气机，气化失司的证候。“分”是指祛湿要因势利导，分别从不同部位给湿邪找出路，如：治上焦应宣通肺气，宣气祛湿；治中焦应辛开苦降，使湿从燥化；治下焦应淡渗利湿，使湿邪从小便而出。“走”，是指宣通气机，气行则湿“消泄”，使湿邪泄出体外。临床表现是：寒热往来，头痛、头晕、头重如裹，表情淡漠，胸闷脘痞腹胀，呕恶不食，大便溏而不爽，小便不利，舌苔白腻，脉濡。代表方剂如温胆汤，或选用杏仁、厚朴、茯苓等。 三、清泄胆热法 ：在于清泄胆经邪热，主治春温病初起热在胆经的证候，清透少阳与分消走泄合用的和解法，适用于足少阳胆与手少阳三焦同病的证候。临床表现是：热重寒轻，或但热不寒，口苦而渴，心中烦燥，小便短赤，舌经苔黄，脉弦滑数。代表方剂黄芩汤。 四、开达募原法：在于疏利透达膜原之湿浊，主治湿热秽浊之邪郁闭气分的邪伏募原半表半里之证候。临床表现是，初起先恶寒而后发热，寒热往来，继则但热不寒，昼夜发热，日晡益甚，身痛，有汗，手足沉重，恶心呕吐，脘腹胀满，舌苔白厚浊腻，脉不浮不沉而数。采用辛开苦降，燥湿行气的药物，治以疏利气机，透达募原，清利湿热，代表方剂如达原饮、雷氏宣透膜原法。 临床使用和解法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和解少阳与清泄胆热虽有透邪泄热作用，但其透达外邪与清解邪热之力较弱，除温病初起邪在卫分的各种证候不能使用外，邪热入里，里热炽盛的病证亦不适合；第二，分消走泄与开达膜原法，只适用于湿浊不化，邪伏膜原证，不能用于热在半表半里之证，否则易助热势，且耗津液；第三，和解法中使用的药物都偏于燥，如果是热重阴伤者不能单独使用。第四，和解法虽然属于气分证的治法，但它与清气法又有所不同，这两法要区别开，如果是气分热盛，要用清气法而不能用和解法。    

      泄泻大多以脾胃功能失调主为，如《景岳全书•泄泻》日：“泄泻之本，无不由脾胃”。但亦可见其它脏腑致泄者，故其又提出：“善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使食进胃强，即所以安五脏”的临证思路，其对泄泻之临证辨治多有裨益。   一、泄泻从脾论治   脾者，后天之本，人身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水谷”、“运化水湿”。而泄泻之为病，因湿邪所致者居多，湿困脾土，脾失健运，肠道功能失司，泄泻作矣，既所谓“脾虚湿困”之证，治宜选用芳香化湿、理气宽中、健脾和胃、消食导滞之品，总以“运脾祛湿”为原则。此类证候多以参苓白术散化裁治之。方中人参、白术、茯苓益气健脾渗湿为君；伍山药、莲子助君药健脾益气，兼能止泻；并用扁豆、薏苡仁助术、茯苓以健脾渗湿，均为臣药；更用砂仁醒脾和胃，促中州运化，通上下气机，是为佐药；桔梗宣肺利气，通调水道，又能如舟楫载药上行，培土生金；炙甘草健脾和中，调和诸药，共为佐使。综观全方，补中气，渗湿浊，行气滞，使脾气健运，湿邪得去，则诸症自除。若属食滞肠胃而致泄泻之证，则宜选用保和丸之类方剂，以消食导滞，而止泻。另则，如《血证论》所云：“脾阳不足，水谷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可见运化水谷精微与运化水湿，是由脾阴、脾阳共同完成的，二者病变均可出现大便失调的泄泻，临证论治亦当辨证审因，以滋阴、温阳等为法。如脾阴不足，可用救燥止泻汤以滋阴止泻；若脾阳虚衰，腹中冷痛，可用附子理中丸加吴茱萸、肉桂以温中散寒。   二、泄泻从肝论治   肝脾之关系十分密切，肝木主疏泄，喜条达；脾土主运化，其气主升，得肝木条达、疏泄之性，脾气才不致呆滞，而使饮食、水湿得以运化。反之，肝木赖脾土之濡养，才能保持其条达之性。由此可见，木土相克，相辅相成，如肝脾失调，则易出现泄泻之证。一则由情志失常，郁怒伤肝，肝失条达，横逆侮脾，脾失健运而致泄泻。二则饮食劳倦，损伤脾土，脾运不健，土反侮木，肝失条达、疏泄而引起泄泻。此类证候以肝旺脾虚者为多，其以抑肝扶脾为法，多取痛泻要方化裁治之。痛泻要方出自《丹溪心法》。方中自术苦甘而温，补脾燥湿健运，实土以御木乘为君；白芍酸寒益阴养血，滋脾柔肝，和里缓急而止腹痛为臣；陈皮辛苦而温，理气醒脾以调中为佐；防风辛以散肝，香以舒脾而胜湿为佐使。四药相配，泻肝补脾，使肝脾和调，运健湿除，自然痛泻俱止。   三、泄泻从肾论治   泄泻之为病，与肾亦关系密切。肾者寓元阴元阳，乃五脏阴阳之本，脾之运化水谷精微，全赖肾之阳气温煦。又肾藏五脏六腑之精，亦靠脾所运化水谷精微的滋养、化生。生理上，二者属先天与后天，互相资助，互相促进的关系；病理上，二者同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一则肾阳不足，火不暖土，脾失温煦，则可致脾虚泄泻；二则脾阳困乏，累及肾阳，命火衰微，可致脾肾阳虚而见下利清谷之洞泄、滑泄、五更泄等证候。正如张景岳所云：“盖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所以二便之开闭，皆肾脏之所主。今肾中阳气不足，则命门火衰而阴寒独盛，故于子丑五更之后，当则阳气未复，阴气盛极之时，即令人洞泄不止也。”此类证候治宜温阳补肾为主，不可拘泥于调整脾胃一法。方以四神丸化裁。方中补骨脂辛苦大温，能补相火以通君火，使火旺乃能生土，《本草纲目》云其：“治肾泄，通命门，暖丹田，敛精神”，奏温肾暖脾之功而为君；吴茱萸温中散寒，肉豆蔻温脾暖胃，涩肠止泻为臣，二者相配，脾肾兼治，使命门火旺则脾阳得以健运，温阳涩肠之力相得益彰，五味子酸敛固涩，合生姜温胃散寒，大枣补脾养胃，共为佐使。全方共奏温肾暖脾，涩肠止泻之功。   四、泄泻从肺论治   大肠与泄泻的关系最为密切，是其主要病位所在，而肺与大肠乃脏腑表里之关系，由经络相连，相互络属，生理功能密切相关。肺为脏，主通调水道，其宣发、肃降之能起到对津液的输布、调节作用；大肠为腑，其职为传化糟粕。肺气之宣降有助于大肠之正常传化。另大肠传化功能也赖肠内津液之平衡，气能固津，肺气对津液之输布、调节，亦可影响大肠之传化。故肺之病变传化人里可致泄泻。此外，“肺主皮毛”，外邪内传，由表及肺，渐传人里，使脾胃运化失常，亦可致泄泻。故通过发汗解表、宣肺散邪之法，使表卫之邪随汗而解，则泄泻自已。多以藿香正气散化裁治之。方中以藿香为主，辛散风寒，芳化湿浊，和胃悦脾，辅以行气燥湿之品，使风寒解而寒热除，气机畅而胸脘舒，脾胃和而吐泻止，邪气去而正气复。对于因外邪陷里而成之泄泻或痢疾之证，可用人参败毒散扶助正气，疏散表邪，使表气疏通，而泄、痢自止，此为“逆流挽舟法”。再有，痰涎积肺亦可致泄。因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脾虚生痰，痰气袭肺，则肺之功能异常，肺病传大肠，则也可出现泄泻之证，对于此种泄泻，治疗上宜用化痰顺气法，可用二陈汤加神曲、竹沥、黄芩、海浮石，或吴茱萸汤温服，探吐痰涎，则泄自愈。   五、泄泻从心论治   泄泻为病与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一则心为火脏，可温养脾土。治则上体现为益火补土法，其本义即通过温心阳达到补脾阳的目的。二则心络小肠，可助其泌别。若小肠主泌别清浊失司，则现泄泻之证。心与小肠相为表里，心功能的失常，必然会通过经络传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小肠功能，不仅会出现尿赤、尿痛等症，也会导致泄泻的产生。此类病因，临证多见小儿之小肠泄、口糜泄，可以导赤散合参苓白术散化裁治之。方中生地黄甘寒而润，人心肾经，凉血滋阴以制心火；木通苦寒，人心与小肠经，上清心经之火，下导小肠之热。竹叶甘淡，清心除烦，淡渗利窍，导心火下行。生甘草梢清热解毒，并能调和诸药，还可防木通、生地之寒凉伤胃。四药合用，共收清热利水养阴之效。   综上所述，泄泻为病之脏，虽主要在脾，但与其它四脏皆关系密切。临证之中，在明确泄泻为病，本于脾虚湿  

  大便为脾胃气化之外候，通连肾与大肠，通过判断大便状况，可辨寒热虚实、湿燥气血，是中医临证必不可少的关键信息。 一、反映脏腑功能状态 （一）脾肾功能：大便的性状、颜色和质地等可以反映脾胃的运化功能。 1、大便成形、排便规律者，多提示脾胃运化正常。 2、大便稀溏、不成形、完谷不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多为脾虚湿盛，运化无力。久泻不止、脱肛、神疲乏力：多为中气下陷。五更泻，多为脾肾阳虚。大便失禁、滑脱：多为肾阳衰微、固摄无权。 3、大便干结难解：多为胃肠燥热、阴血不足、脾虚气滞。 （二）肝胆功能：大便颜色异常，如灰白如陶土样，可能提示胆汁排泄受阻，与肝胆功能异常有关。 （三）肠道功能：大便的性状和排便次数等可以反映肠道的健康状况。例如，长期腹泻或便秘可能反映了肠胃功能紊乱或其他系统性疾病的影响。 二、判断疾病性质和发展趋势 （一）寒热性质：大便的颜色、气味和质地等可以帮助判断疾病的寒热性质。 1、大便稀、清冷、无臭、喜温喜按者，多属寒证、虚寒。 2、大便臭秽、黏腻、肛门灼热、泻下急迫者，多属湿热、热结。 3、便秘伴口干口苦、舌红苔黄者，多为实热。 4、便秘伴畏寒、四肢不温者，多为冷秘、阳虚。 （二）虚实性质与津液盛衰：大便的性状和排便次数等也可以反映疾病的虚实性质与津液盛衰。 1、暴泻、腹痛拒按；便秘、腹满胀痛：多属实证。 2、久泻、便后乏力、腹软喜按：多属虚证。 3、大便干结如羊屎：多为阴津亏虚、血虚。 4、大便水泻、小便短少：多为湿盛、水湿不化。 5、大便艰涩、排出困难，兼见面色无华、少气乏力等症状，则可能为气血亏虚的虚证。 （三）判断邪气的性质 1、大便黏马桶、排不尽、苔腻：多为湿邪内停。 2、大便酸腐臭秽、嗳腐吞酸、腹胀：多为食积。 3、排便不畅、矢气多、腹胀：多为气机郁滞。 （四）疾病发展趋势：通过观察大便的变化，医生可以了解疾病的发展趋势。例如，若患者原本便秘，后突然转为腹泻，可能提示病情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评估和治疗。 （五）大便性状、色味的辨证要点 1、硬：热、燥、津亏 2、溏：湿、寒、脾虚 3、黏：湿热、痰湿 4、频而急：湿热、肝脾不和 5、久秘而不苦：气虚、血虚、阳虚 6、色淡或发青、味淡或无臭：多为寒邪凝滞。。 7、深黄或褐色：多热邪煎灼津液。恶臭或酸腐：多为热性大便夹有腐败食物。若见赤白脓血，多为湿热毒邪侵袭肠道。 三、指导临床治疗 （一）辨证施治：根据大便的状况，医生可以结合患者的其他症状体征进行综合分析，从而确定疾病的证型，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1、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 大便的状况可以指导患者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信息。例如，对于便秘患者，医生可能会建议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喝水、适量运动等；而对于腹泻患者，则建议避免油腻生冷及辛辣刺激食物等。 2、监测疾病进展和调整治疗方案 对于已有肠道疾病的患者，大便常规可以作为监测疾病进展的重要工具。通过定期检查大便的变化，医生能够及时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评估治疗效果，并根据需要调整。 总之，充分了解大便的状况对于是判断脏腑功能、寒热虚实及邪气性质、指导临床辨证施治和用药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历来论及脾病虚证时，多只述脾阳虚而不提及脾阴虚。《血证论》对脾阴的阐述，有独到的见解。 一、脾阴的生理功能 1、主运化：唐容川认为，脾主运化功能不仅是脾阳的作用，脾阴亦具有主运化的作用。“李东垣后，重脾胃者但知宜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脾阴是脾脏功能活动的内在基础，在运化等机能中，起着辅助脾阳的作用。脾阴濡润, 方能津血充盛, 脏腑机体得到滋养。脾阳虚，固然可使运化失常，纳减瘦削；而脾阴不足，亦可影响运化，出现饱胀肉削。 2、统血：历代诸贤皆云脾气以统血，唐容川认为，脾阴和脾阳共行“脾统血”之功，“脾津乃气分之阴液，源于中焦，注于脉中，以化为血，脾之统血，功于脾气,也功于脾阴。”“经云脾统血，血之运行上下，全赖于脾。脾阳虚则不能统血；脾阴虚又不能滋生血脉。”由此可见，脾不统血包括两个方面的病理变化。一是脾阴虚，无营化血，由于脾失运，不能正常地摄取食物中的精微营养物质，必然导致营气虚而血液的生化来源不足，则不但血量减少，出现营血亏虚，甚至血液的各种固有机能也减退，血液不能自固，形成容易出血的“血不归经”证候。二是脾阳虚，气不摄血，脾阳虚衰；不能正常地运输布散水谷精微，各脏器组织的营养不足而机能减退，形成气虚而统摄失权，气不摄血，血离脉道，溢出脉外，出现种种慢性出血的“血不循经”证候，由于脾气主升，脾阳虚衰，形成气虚下陷而不能摄血。 3、濡养：脾阴可滋养脏腑，濡润四肢百骸。唐容川认为：“脾润则长养脏腑”，五脏六腑都需要有脾阴的润养才能发挥正常功能。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脾阴足则肝阴充，肝得此阴，使血有所藏，疏泄条达，刚柔相济，阳无妄动，风无以生。心与脾为母子之脏，心血的充足，需脾阴不断的生化补充，心得此阴，则血有所主, 神有所舍, 聪慧敏达。肺为脾之子金由土生，土之生金，全在津液以滋之。脾之阴液，上输于肺，肺得此阴，娇脏用滋，则声音能彰，宣肃有权，清虚以得。肾为先天之本，藏精生髓，必赖后天阴液不断转化、补给，始能发挥作强之性，而后天阴液便是脾阴转化而来。故肾得此阴，则轻劲多力，精液充盈，生生不息。脾阴不仅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也离不开脾阴的滋润，尤以四肢、肌肉为脾所主。脾阴足，则四肢肌肉丰满润泽，运动如常。若脾阴虚损，则肌肉消瘦、弛缓，甚至凄废不用，脾居中州，执中央以运四旁，脾阴充足，则能润肺金，充心血，养肝木，滋肾水。 二、脾阴虚的临床表现 唐容川提出了脾阴虚的临床症候“病隔食，大便难，口燥唇焦……发热盗血”。脾阴虚的临床症候众多，按病机归纳主要有以下三大类：1、运化失司：食欲不振，食后腹胀，便溏或先坚后溏等；2、濡养无权：面色萎黄或无华，形体消瘦，倦怠嗜困，体无润泽等；3阴虚内热：口干唇燥，渴而少饮，持续低热，手足心热。舌象一般以舌质偏红少津、苔少或光剥为主。脉象一般以细数或弦数、濡而微数为主。另外，脾阴虚可导致其它脏腑的症候。脾阴亏虚，“不滋生血脉，血虚津少”，则心悸而烦，惊悸不安，失眠多梦，头昏健忘。脾阴亏虚，“肺不得滋养，是谓土不生金”，则咳嗽少痰，甚则咳血。脾阴不足，阴虚生热，虚火上扰，“火扰其魂，则梦遗不寐……瘛纵囊缩”。脾阴亏虚，先天失滋，“水虚则精血竭”。脾阴不足，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则饥而不食，水入即吐”。所以，唐容川曰：“内经云：脾为阴中之至阴，盖五脏具属阴，以其能统五脏，而为阴之守也。其气上输心肺，下达肝肾，外灌溉四旁,充溢肌肉,所谓居中央，畅四方者是也。” 三、脾阴虚的治疗原则 唐容川提出“调治脾胃，须分阴阳”，“补脾阴以开胃进食”为先。组方遣药，以存津液为宗旨，重视病机一阴一阳不可偏废，总结提出了“甘寒益胃阴，甘淡实脾阴”的观点。对胃阴虚火盛齿衄者“宜甘露饮加蒲黄以止衄，玉女煎引胃火以下行，兼滋其阴”；治“脾津枯少，不能靡烂消化”，而“易于停食”者，则用“四君子汤加黄精、山药、玉竹、天花粉、麦芽、白芍、生地黄、枸杞子、当归、麦冬、山楂、莱菔子煎服。细观《血证论》论脾阴之治法，总以养阴、益血、润燥，滋其化源，以溉四旁；甘淡、甘寒、甘酸、益而不燥。  

   丹溪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恒动的，而“凡动皆属火”。火有君火、相火之分。“心，君火也”，“心主神明”，君火主持人身的思维活动。关于相火，其曰：“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可见相火指推动人身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又指出肝、肾、胆、三焦为相火的根源，主要发源于肾，“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君火、相火只有互相配合，才能温养脏腑，推动人身的各种功能活动，然而，相火之性易起，若五志之火变动反常，则“五性厥阳之火相扇”，相火就会妄动，产生病理性的变化，以致“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其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相火论”深入说明了相火为人身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的道理，若反常妄动则变为贼邪而致人于病，因而在此基础上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阴即精血，阳是指气火，即由于精血亏损所产生的虚火。精血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不断消耗，易损难复，故阴常不足。 肝居体内，属于五脏，故肝体为阴；然肝的功能以主管疏泄、调畅气血津液运行为主，故肝用为阳。其二，肝之本体内藏有形之阴血，因“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肝体为阴；但肝为刚脏，为“将军之官”，性喜条达而恶抑郁，内寄相火，主升主动，因“阴静阳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其用为阳。肝“体阴而用阳”是中医学对肝脏生理病理的概括。“体”是指肝脏的本体，“用”则为肝脏的功能活动。“肝体阴而用阳”实际上揭示了肝的脏器与肝的功能之间的关系，体阴与用阳之间存在着既对立相反、性质不同，又互根互用、密切联系的关系。在生理上，肝藏血，血养肝，肝血充足，肝体得阴血之柔养，而后能发挥疏泄气血、调畅气机之“将军”阳刚之用；肝疏泄，血归肝，疏泄正常，则血行畅达，藏血充足，而后能发挥充筋、养目，滋养脏腑之“阴”柔之性。故《素问。五脏生成》曰：“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在病理上，肝体之症常以阴血不足为主，如久视、过思、劳倦、失血等，皆可伤及肝之阴血，致使“肝体不足”，症见目涩头晕、肢体麻木、筋脉拘挛，或月经量少、甚或经闭等，治当滋阴、养血以益肝体；肝用之症，则常以阳亢无制为主，如情志内伤，或久病、劳倦，影响肝的疏泄，而致疏泄有余，化火化风等“肝用有余”，出现眩晕面赤、烦躁易怒、肢麻抽搐，甚至卒倒昏厥等症，治当泻肝、凉肝以抑肝用。“肝体不足”、“肝用有余”，体现了病理上肝气、肝阳常有余，肝血、肝阴常不足的肝病特点。 综上可知，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肝脏的特点都是以阴柔为主。肝血充足，阴柔正常，肝体得养，则肝用正常，肝之疏泄畅达而不亢逆；若肝之阴柔不足，肝之刚用之性必疏泄太过，升散无制，而致种种病证。因此，临床上对于肝病的治疗，要以时时顾护肝之阴血为大法。    

  李杲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这是因为脾胃内伤而发病，不能生化气血，气血不足则内不能维持身心的活动，外不足以抗御病邪的侵袭，往往引起疾病发生。其病因主要有： 一、饮食不节：“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有时而显火上行，独燎其面。……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从而病焉”。李氏认为饮食不节则先伤胃，胃伤而后脾病。    二、劳役过度：“形体劳役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李氏认为“劳倦伤脾”，劳役过度，累及肌肉、四肢，先伤及脾，脾虚不能为胃行 其津液，故脾病而胃亦同时受病。    三、情志内伤：“此因喜怒忧愁，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由于情志内伤，每能引起心火偏盛，火盛必乘土位而损元气，此心火为阴火、壮火，能食气。 四、外感时邪：“肠胃为市，无物不受，无物不入，若风寒暑湿燥一气偏胜，亦能伤脾损胃”。说明外感时邪，也能内伤脾胃。 上述病因损伤脾胃之所以发病，主要是李氏认为有为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元气之充足靠脾胃之气的滋养，若脾胃之气既伤，则元气亦不能充而衰少，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正如其所说：“养生当实元气”，“欲实元气，当调脾胃”。 脾胃内伤的主要病机是脾胃气机失调、升降失司。李氏是根据《素问×五常政大论》“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的理论加以阐发。首先，李氏云：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认为脾胃居于中焦，是精气升降运动的枢纽，升则上输于心肺，降则下归于肝肾，因而脾胃健运，脾升胃降，清升浊降，才能气机调和，才能维持“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的正常升降运动。若脾胃气虚，升降失常，则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九窍，都会发生种种病症。其次，李氏又说：“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脾胃气虚，元气不足，清阳不升，则谷气下流，阴火上乘，反之，脾胃之气充足，元气充沛，则阴火自降，其称此阴火为“元气之贼”，且 “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可见此“阴火”也包括相火，即脾胃气虚的阴火。这种阴火的产生，既可由于饮食不节等原因，损伤脾胃之气所引起，也可由于劳役过度，或情志不宁直接引起，阴火越升，元气越陷，则脾气越不升，谷气越下流，以致气血无所化生，脏腑百骸九窍皆无所养而为病，外邪亦更易乘虚而入为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李氏是运用《内经》理论，从脾胃升降失常和气火失调等两个病机，来阐述“火与元气”邪正消长的关系，从而创立以甘温之剂升其阳，补其中，再佐甘寒以泻火。  

  大气即《内经》所言之宗气。《灵枢·邪客》说：“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医学衷中参西录》云“人之大气虽在胸中中实能统摄全身，”实诚以其能撑持全身，为诸气之纲领，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故郑而重之曰大气。”大气的首要作用是鼓动肺脏使之呼吸，为后天诸气的纲领；其次是贯心脉使之循行，为全身血脉之纲领。可见，大气在人体生命中具有支撑全身的重要作用。若大气虚而陷之，升降失司则诸证皆生。 张锡纯认为，大气发生之处在元气，靠后天水谷精气不断充养。若大气失于自然清气之助，缺水谷精微之养，大气即会虚而下陷，这是大气下陷证的基本病机。引起大气下陷证的主要原因为先天禀赋不足，或耗损太过，或生成不足，以致大气不能内守胸中而下陷脏腑。张锡纯说：“力小任重，或枵腹力作，或病后气力未复勤于动作，或因泄泻日久，或服破气药太过，或气分虚极自下陷，种种病因不同。”又说：“大气下陷之证，不必皆内伤也，外感证亦有之。”由此可见，大气下陷证可由肺气虚、心气虚、脾胃气虚、肾气虚、过劳伤气以及外邪侵袭多种原因所致。由于大气下陷，失去其行呼吸、贯心脉等功能，并影响了全身的气化功能，而出现了一系列症状。如大气下陷后，肺失所养，可致劳嗽不已，或呼吸不利，而自觉满闷；或心无所依附，而心悸怔忡；气陷不能上达，清窍失养，出现神昏、谵语等。大气下陷证的临床表现大气之病变主要是因虚而陷，其病情有缓急之别，急者可引起猝死，“大气既陷，无气包举肺外以鼓动其阖辟之机，则呼吸停顿，所以不病而猝死”。缓者因大气下陷致呼吸不利，换气不足缺氧，全身性衰竭而出现一系列表现。张锡纯说：“其病之现状，有呼吸短气者，有心中怔忡者，有淋漓大汗者，有神昏健忘者，有寒热往来者，有胸中满闷者，有努力呼吸似喘者，有咽干作渴者，有常常呵欠者，有肢体痿废者，有食后易饥者，有二便不禁者，有癃闭身肿者，有张口呼气外出而气不上达肛门突出者，在女子有下血不止者，更有经水逆行者。种种病状，实难悉数。其案亦不胜录。” 张锡纯“深悯大气下陷之证医多误治”，在大量临证实践基础上深入分析大气下陷证的病因病机，以气机升降理论为辨证基础，创制了升陷汤，主治大气下陷引起的各种病证。升陷汤力专补气升提，使胸中大气复位，适用于气虚而大气下陷者，方中以黄芪健脾益气、升补大气为君；臣以柴胡引大气之陷者自左上升，升麻引大气之陷者自右上升；佐以知母凉润以济其偏；使以桔梗为药中之舟楫，导诸药之力上达胸中。若气虚极者加人参或桑寄生以培气之本，或更加山茱萸以防气之涣散；气虚甚者增加升麻酌用量。心肺之阳，尤赖胸中大气为之保护，大气一陷，则心肺阳分素虚者，至此而益虚，症见其人心冷、背紧、恶寒、常常短气等。张锡纯认为，欲助胸中心肺之阳，必须升提下陷之气，否则但服温补心肺之阳之剂无效，制回阳升陷汤治疗。胸中大气正常，有赖于少阳、阳明之气的升发。若大气下陷，升发之气被郁，气分、经络郁滞，则常见胸中满痛或胁下撑胀、腹痛等，制理郁升陷汤治疗。对脾气虚极下陷、小便失禁者，创醒脾升陷汤治疗。 总而言之，张锡纯在其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大气下陷证的病因病机和治疗的理法方药，为治疗这类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辨证用药指南。  

李中梓对于泄泻病机研究以五行生克乘侮关系和五脏之间生理和病理之联系来注解诊释、阐明《内经》中风、湿、寒、热致 的机理，尤其强调湿邪是导致泄泻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湿胜则濡泄”“土强制水，湿邪不干，肠胃自固，土虚湿胜，濡泄到今。”《医宗必读·泄泻》曰：“无湿则不泄，故日湿多成五泄。”对于泄泻病机其总结为“脾虚湿盛”。在治疗泄泻中创立了著名的治泻九法：淡渗法、升提法、清凉法、疏利法、甘缓法、酸收法、燥脾法、温肾法、固涩法。现辨析如下： 1、淡渗法：即淡渗利湿，使湿从小便而去，正所谓“利小便以实大便”也。李中梓将其解释为：“如农人治涝，导其下流，虽处卑监，不扰巨浸”，“五脏苦欲补泻理论 ”中曰：“淡之一味，五藏无归，专人太阳而利小便也”。本法主要适用于水湿壅盛，困脾伤中所致的水湿泄泻。李氏据此将“渗利”之法列为治泄第一项，以六一散、五苓散、胃苓散等渗利小便，而使湿从小便而去，以实大便，常用白术、茯苓、砂仁、薏苡仁、车前子、泽泻、大腹皮等药物。 2、升提法：李中梓云：“气属于阳，性本上升，胃气注迫，辄尔下陷，升、柴、羌、葛之类，鼓舞胃气上腾，则注下自止。又如地上淖泽，风之即干，故风药多燥，且湿为土病，风为木药，木可胜土，风亦胜湿，所谓下者举之是也。”升提法临床多与健脾、渗湿诸法配合应用，适用于脾胃虚弱，清气下陷，或脾胃之气为寒湿所困，谷气下流之证。 李氏主张升提中气，用升麻、羌活、葛根、防风之类，取生发阳气、又风能胜湿之意。临床常用益气举陷、健脾升提止泻之法，方如升阳除湿汤、补中益气汤等。 3、清凉法李中梓云：“热淫所至，暴注下迫，苦寒诸剂，用涤燔蒸，犹当溽暑伊郁之时，而商飚飒然倏动，则炎熇如失矣，所谓热者清之是也。”本法适用于热淫湿邪或夏令暑湿蕴结肠胃，邪热交蒸，热迫肠道之热泻。李氏善用清凉之剂，药如黄芩、黄连、黄柏、苦参、马齿苋等，方用黄芩芍药汤、薷苓汤等。 4、疏利法：李中梓云：“痰凝气滞，食积水停，皆令人泻，随证祛逐，勿使稽留，经云：实者泻之，又云：通因通用是也。”所谓疏利就是针对痰、食、气、水留滞的病机，通过疏利祛邪即燥湿化痰、疏肝理气、消食导滞、攻逐水饮、活血化瘀等以使泻止的方法，邪气不同，用药各异。本法适用于因实因滞引起的腹满泄泻之证。 5、甘缓法：李中梓云：“泻利不已，急而下趋，愈趋愈下，泄何由止？甘能缓中，善禁急速，且稼穑作甘，甘为土味，所谓‘急者缓之’是也。”甘缓，就是以味甘补中之品，急固中焦，以缓下趋暴注之势。方用大断下丸、浆水散。 6、酸收法：李中梓云：“泻下有日，则气散而不收，无能统摄，注泄何时而已？酸之一味，能助收肃之权。经云：散者收之是也。”酸收法，一是指收敛正气，复其统摄之权；二是指病延过久，速以断下，收关门之功。此法主要用于脾胃虚弱，寒热错杂，甚至虚实难分、寒热莫辨之反复腹泻下痢，方用固肠丸、乌梅丸、真人养脏汤、五味子散，常用药物有诃子、乌梅、石榴皮、五倍子、五味子、肉豆蔻等。 7、燥脾法：李中梓云：“土德无惭，水邪不滥，故泻皆成于土湿，湿皆本于脾虚，仓廪得职，水谷善分，虚而不培，湿淫转甚，经云：虚者补之是也。”此法适用于脾虚湿胜之泄泻， 治以燥湿健脾之品，临床用参苓白术散、六君子汤等。 8、温肾法：李中梓云：“肾主二便，封藏之本，况虽属水，真阳寓焉，少火生气，火为土母，此火一衰，何以运行三焦，熟腐五谷乎，故积虚者必挟寒，脾虚者必补母。经曰：寒者温之是也。”本法主要用于脾肾虚寒证。虚寒证有新久之别，猝然而发，下利清谷者为寒邪直中，阳气暴伤，治当温阳散寒，多用干姜、附子之类，方如四逆汤、真武汤、茱萸断下丸等。 9、固涩法：李中梓云：“注泄日久，幽门道滑，虽投温补，未克奏功，须行涩剂，则变化不愆，揆度合节，所谓滑者涩之是也。”固涩法主要针对泄泻日久，脾肾虚寒，邪少虚多，关门不固，滑脱不禁之证，临床常与燥脾法、温肾法配合运用，常用赤石脂、禹余粮、炒诃子、石榴皮、肉豆蔻、粟壳等药物，方如赤石脂粮丸、桃花汤、真人养脏汤等。

在《伤寒论》中对于口渴的程度和出现的时间，有许多的不同的描述：如咽中干、微渴、烦渴、大烦渴不解、欲饮水数升、服汤已渴者等，其产生机理不外为热盛伤津或气不化津、津不上承等，在《伤寒论 》中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1、里热炽成盛，津液耗伤：阳明病中白虎汤证、白虎加人参汤证，皆因阳明经邪热亢盛，耗伤津液，出现烦渴、口大渴、渴欲饮水、舌上干燥，心烦。其特点为渴喜冷饮。治用 清热保津法，方如白汤，或清热益气生津法 ，方用白虎加人参汤。如系阳明腑实 ，邪热与燥屎 结聚大肠，消灼津液 ，则承气汤荡涤积热，保存津液； 若邪热壅肺，高热口渴，则用麻杏石甘汤辛寒泄热，开宣肺郁。 2、水热互结，津不上承：大结胸证所见口渴，为邪热与胸中有形之邪互结，气机阻滞，津不上承，治以大陷胸汤泄热破结逐水，使热泄水行，气机通畅，口渴自解。若邪热与痰互结心下，津液不能升腾于上而口渴，治用小陷胸汤辛开苦降，宽胸涤痰开结，痰消结开，津液四布，口渴自除。若阴虚水热互结于下，津不上达而渴，治以猪苓汤育阴清热利水。上述二证所见口渴，虽然皆系水热互结所致，但邪有高下，证有轻重，故治法亦殊。 3、湿热郁蒸：茵陈蒿汤证 、白头翁汤证和葛根芩连汤证所见的口渴，均系湿热郁蒸，气机阻滞，以致津液不行，虽口渴但口中粘腻，饮水不多。湿热偏于阳阴，阻滞胆液不循常道，口渴而身目发黄者，用茵陈蒿汤清热利湿退黄；湿热阻滞大肠，传导失职，口渴而热痢下重者，用白头翁汤清热燥湿、解毒止痢。若太阳与阳明合病，口渴、泄利者，用葛根芩连汤清热止利兼解表邪。 4、津伤阴虚：阴津耗伤引起的口渴，多为口干思饮，但饮水不多，且伴有舌红少苔，脉细数，这与邪热炽盛之烦渴不解，苔黄燥，脉洪数者显然不同，临床须加详辨。如阴阳两虚之体，患太阳中风，误用桂枝汤发汗，重伤津液，而见咽中干，脚挛急，可用芍药甘草酸 甘化阴。若太阳病发汗过多，外邪虽解，但损伤津液以致胃中干燥，津少不能滋润而见口渴、烦躁不得眠，可让病人少少饮水，待津生胃和，口渴自除。若少阴病邪从热化，形成阴虚火旺，症见心中烦，不得卧、口干舌燥，此为虚火上炎，灼伤津液，治用黄连阿胶汤育阴清热。 5、水饮内停，气不化津：小青龙汤证所见口渴，有两种情况：一是患病之初，即见口渴，此寒闭其饮，饮邪射肺，水津不化； 二是服汤后口渴，多为水饮初去，胃气失和。前者用小青龙汤解表化饮，后者可少少饮水，令胃气和则愈。如太阳表邪随经入腑，影响膀胱气化功能，邪与水结，气不化津，津失四布，口渴而小便不利，可用五苓散解表通阳，化气行水。 6、枢机不利：少阳病小柴胡证、柴胡桂枝干姜汤证均有咽干口渴，二者同为少阳枢机 不 利 ，气郁津停。但前者尚有少阳热盛，灼伤其津，治用小柴胡汤和解少阳枢机，清除半表半里之邪。后者为三焦壅滞，水饮内停，气不化津，治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和解少阳 ，温化水饮，气通津行，口渴自解。 7、寒热错杂：厥阴病上热下寒，可见口渴，此由上焦之热灼伤津所致，然下焦有寒，不可单治其热，必须寒热并用。若兼蛔虫，可用乌梅丸清上温下以安蛔。若蛔虫，可用干姜黄芩黄连汤，辛开苦降。      8、阳虚阴盛：少阴病邪从寒化，阳衰阴盛，下利而口渴，渴喜热饮，漱水不欲咽 ，此用阳气衰微，不能温煦寒水，蒸化当津液上布，治用四逆汤温补肾阳，蒸腾津液。

“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意识,它强调多元的和谐、异质的协调与对立的消解,是一种人 人相和、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圆融完美与生生不已的境界。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动态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 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伤寒论》及历代医家学术思想和理论，都渗透了“和”的理念，其中《黄帝内经》中 “和” 出现153次，“和实生物”、“阴阳和，故有子”，《周易》“天在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和”是宇宙的根本状态，是阴阳运化的最终归宿；“和而不同”体现的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这种多样性的统一，可以丰富、发展并生成新的东西，“和而不同”是人类的理性大智慧。 人类健康的本质就是人与自然、自身的生理与心理、气与血的动态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灵枢·本藏》：“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府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这是《内经》对人类健康本质的精辟言论，“气血和”则人体气血运行和畅，组织器官血供正常，组织器官就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志意和”则人精神活动正常，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寒温和”则说明人具有良好的体质，对外界寒温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避免外界“六淫”邪气的侵袭。因此“和”的本意是指保持和恢复人体自身的调节机制，使阴阳、营卫、气血、津液、脏腑等系统功能协调，从而维持正常的生理心理功能。 不管是外界自然因素，或者是人本身的内在因素，或者二者同时改变，如果打破人体这种的动态平衡，都可能影响人的健康，而影响健康的这些因素不是千篇一律的，每一个人与自然适应能力、生活习性、自身的内在素质不同，则不良因素对健康损害的程度不同，表现的症状和损伤的结果也不同，这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其中也寓有“和而不同”另一层意思，“不和则病、病则治、治则和、和则寿”。因此从治疗学角度，“和”的理念应贯穿于临床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全过程，调其不和，以求其平。而从养生角度，则要求每个人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要注意协调阴阳、顺应自然、饮食调养、谨慎起居、和调脏腑、通畅经络、节欲保精、益气调息、动静适宜等一系列养生活动，从而达到人体的协调平衡，当一个人身体达到平衡点的时候，是最健康的。 人类对和谐的健康本质的认识和追求肇始于人的生命过程的本身以及人的生命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那种内在的统一与和谐，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包括人的生命过程能够保持和谐状态，就能生生不息，万古流长，健康也不例外。

“无湿不致黄”，黄疸病的发生，病因虽多，但都和湿邪分不开，或是外感湿邪，蕴结脾胃；或是饮酒过多，损伤脾胃，湿浊困脾；或是脾阳素虚，运化失常，湿浊内生；湿邪在内因体质不同，或从阳化热，而为湿热；或从阴化寒，而为寒湿，无论湿热熏蒸，还是寒湿阻滞，影响肝胆疏泄功能，以致胆液溢入血分，从而发生黄疸。《金匮要略》开创黄疸病的治疗方法，对后世治疗黄疸提供了思路和方法，现总结如下： 一、利湿法：用于黄疸病湿重轻热之证，症见身黄，目黄，小便黄，小便不利，伴腹胀，纳呆，舌苔白腻等，方用茵陈五苓散。 二、清热法：症见黄疸鲜明，胸腹烦热，口渴，便秘，尿赤等湿热并重之证，治疗常与攻下法同用，方用栀子大黄汤、茵陈蒿汤。 三、攻下法：当黄疸病人出现腹部胀痛拒按，大便不通。小便不利而赤，脉滑数，舌苔黄厚等热重里实之证，当用攻下法，常与清热法同用，方用大黄硝石汤。 四、解表法：黄疸初起，恶寒发热，脉浮，系外感湿邪引动里湿，应当解表，若表虚者应扶正解表，用桂枝加黄芪汤；若表实内有湿热者，当解表清里，方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 五、吐法：黄疸病内热，腹满，脉浮，此为病势趋于上，应当因势利导，用吐法祛除病邪，方用瓜蒂散。 六、消磨法：酒疸、女劳疸转变成黑疸，正气渐虚，湿瘀内阻之证，当逐渐消磨，祛邪而不伤正，方用硝石矾石散。 七、温补法：黄疸病身目俱黄，面色萎黄，精神疲乏，肢凉，腹胀便溏，脉细弱。乃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当用温补之法，常用小健中汤。 八、润导法：黄疸病身萎黄，大便秘结，少腹急满，此仍血虚而瘀，不能外荣，肠胃燥结，失于润滑，治当润燥通便，兼以消瘀，方用猪膏发煎。 九、和解法：黄疸病出现寒热往来，胸胁满闷，腹痛，呕吐，这是由于肝胆邪热犯胃，胃失和降，为黄疸病的一种兼证，法当和解少阳，先治其标，方用小柴胡汤。 十、降逆法：黄疸病脾胃本虚，误用清热法，苦寒之品损伤脾胃，以致呃逆不止，当和胃降逆治其标，方用小半夏汤。 黄疸病的治法虽有多种，只有利湿法为正治法，因为黄疸病的发病与湿邪为患最为密切，在病变过程中，湿邪阻碍气机，影响肾与膀胱的气化功能，常常伴小便不利，因此当利小便，使湿邪有出路，故利小便为黄疸病的基本治法，古代医家在总结这一经验时指出“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已故中医肝胆病专家关幼波进一步完善黄疸治疗方法，提出治黄疸三大原则‌： 一、 ‌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认为黄疸的关键病机是“湿热蕴于血分”，邪入血分、阻滞百脉、逼迫胆汁外溢，方致身目发黄。因此，治疗必须配合活血化瘀之法，常用赤芍、丹参、泽兰、红花等药，以促进血行、加速退黄‌‌‌。 二、‌治黄须解毒，毒解黄易除：‌强调黄疸多由“疫毒”或“湿热毒邪”所致，尤其在急黄、重症肝炎中更为突出。主张清热解毒、凉血解毒、通下解毒、化湿解毒等多法并用，常用茵陈、银花、公英、黄连等‌‌。   三、‌治黄要化痰，痰化黄易散‌：创新性地提出“痰”在黄疸发病中的作用，认为湿热困脾生痰，痰瘀互结可加重黄疸。故常配伍化痰散结药如陈皮、郁金、白矾等，以通利气机、助退黄‌‌。